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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永忠:我為什麼主張設立「政改特區」丨鳳凰評論

2016-08-25 20:19:28

摘要:隻有劃出特區,才能把可能的風險納入可控制范圍,防止顛覆性錯誤;隻有通過試點,才能在實踐中而非在理論上,檢驗改革方案的利弊得失。30多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,其經濟上的成功在此,其政治、文化、社會等領域的改革的成功也應在此。

文丨李永忠(鳳凰評論首席評論員 制度反腐專傢)

2016年8月18日,這是鄧小平「8.18」講話即《黨和國傢領導制度的改革》發表36周年的紀念日。上海書展在上海國際展覽中心舉行我的《論制度反腐》新書首發暨簽售會。作為主辦方的國傢新聞出版廣電總局、上海市人民政府,作為出版發行單位的中央編譯出版社,以這種形式來紀念改革開放總設計師——鄧小平。他36年前的講話,仍在耳邊回響。

30多年的改革開放,使「中國式」的社會主義,從橫向看,既不同於世界別國;從縱向看,也有別於自己過去的鮮明特色。

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成功,得益於總設計師鄧小平「做模型」、「建樣板間」的方法。從這個意義上講,「中國特色」始於「特區」,並成於「特區」。

首先,建特區要有建特區的膽識。1979年初,鄧小平在一份港商要求在廣州辦廠的報告上批示:「這種事,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幹。」這可能是鄧小平關於設立特區的最早思考。有過挺進中原,千裡躍進大別山,無後方作戰等大戰役指揮經驗的鄧小平同志,深知要在計劃經濟的困境中闖出一條新路,必須象30多年前那樣,實施戰略突圍。

於是,1979年4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,鄧小平明確提出「還是辦特區好,過去陜甘寧就是特區。中央沒有錢,你們自己去搞,殺出一條血路來。」1980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相繼在深圳、珠海、汕頭、廈門興辦經濟特區。同時,從全國選調瞭一批精兵強將。於是,從特區殺出的一條血路,帶動瞭全國的改革開放。

其次,建特區要有對特區的正確設計。一是「三個有利於」標準的確立。「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。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傢的綜合國力,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」是檢驗特區成敗的標準,也是「三個代表」重要思想的最早雛形;二是看準瞭,就要大膽地試,大膽地闖。三是允許看,但是不搞爭論。四是警惕右,但主要是防止「左」。五是對的就堅持,不對的趕快改,註意及時把經驗升華為制度。

最後,特區的經驗要通過不斷總結推廣以形成更大范圍的特色。1984年初,鄧小平的題詞是:「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,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。」一向嚴謹樸實的他,對特區三年多工作的評價給瞭「正確」兩個字。

1992年初,鄧小平再來深圳,實事求是地給予瞭「成就」的論斷——「深圳的建設成就,明確回答瞭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。特區姓‘社’,不信‘資’」。正是特區由「正確」而「成就」的努力和經驗,推動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發展,並得到越來越多國傢的認同。


這些年,我們也一直努力想推進政治體制改革,但效果不如經濟體制改革明顯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,可能就是沒有建立像「經濟特區」那樣的「政改特區」。1986年6月,鄧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就指出,「隻搞經濟體制改革,不搞政治體制改革,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好,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。」

實際上,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,是因為「十年文革」的空談誤國,使中國面臨經濟問題不解決,政治問題也解決不瞭的局面。因此,改革必須從經濟體制起步。改革開放30多年後,中國現階段表現出的經濟問題,其實大都是社會問題而且主要是政治問題。因此可以說,此階段的政治問題不解決,經濟問題也解決不瞭。或許,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。

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深刻指出:民心是最大的政治。據此,可以講,政改能得最大的民心。因為,解決瞭溫飽問題的人民,對美好生活的向往,既包括經濟、文化生活,更包括社會、政治生活。要滿足民心對懲貪、反腐,建立公平、正義美好社會政治生活的向往,就必須既抓經濟體制改革,又抓政治體制改革,這才能全面深化改革。

改革的歷程反復證明,隻要是改革,隻要是創新,就肯定會出現各種不同的反應,肯定會聽到不同的聲音。我們不能因為害怕有不同的聲音而放棄或拖延改革。歷史機遇期可遇不可求。積極而又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,既需要借鑒總設計師鄧小平的「改革模式」,也需要按照習總書記關於試點的示范、突破、帶動作用的要求去做:一是劃出「特區」,讓那些「想改革、謀改革、善改革」的「爭當改革促進派」的幹部,「大膽實踐」,「大膽探索」,「大膽幹」(習近平語)。二是「不搞爭論」。允許看,但為瞭爭取時間幹,不爭論。「對的就堅持,不對的趕快改,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」(鄧小平語)。

不改革自然就不會有爭議,但是同時也就永遠不會有突破。改革不僅是理論上的創新,更主要的是實踐上的突破。改革30多年瞭,特別是在不作為、慢作為等懶政、怠政現象滋生蔓延的當前,我們不能把所有的改革創新壓力都推給中央。改革亟須新的動力源。這樣,改革的動力才不會衰減。習總書記強調「要著力強化敢於擔當、攻堅克難的用人導向」,「引導大傢爭當改革促進派」;「試點是改革的重要任務,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。試點能否邁開步子、趟出路子,直接關系改革成效。」這些重要論述,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加瞭油,鼓瞭勁。

「我們提出改革時,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。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,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。」鄧小平30年前的這番話,仍有如此強的針對性。既然搞經濟改革都必須建立特區,比經濟改革更加復雜和困難的政治改革,更需要建立試驗區。

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,曾用「殺出一條血路」激勵特區的拓荒者們,可見改革之難。可喜的是深圳等特區的改革者們,以敢闖敢試的精神和幹勁,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向,「殺出一條血路」。但是,30多年的改革開放,我們卻隻有一批經濟特區,而沒有一個「政改特區」。如果「繼續為全國的改革開放做試驗是深圳的功能和職責」,那麼,確立深圳或其下的某個區為「政改特區」,應是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」,特別是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從嚴治黨的題中應有之義。

實踐證明,隻有劃出特區,才能把可能的風險納入可控制范圍,防止顛覆性錯誤;隻有通過試點,才能在實踐中而非在理論上,檢驗改革方案的利弊得失。30多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,其經濟上的成功在此,其政治、文化、社會等領域的改革的成功也應在此。

盡快建立「政改特區」,就能實現化大為小,化遠為近,化整為零,化險為夷,這既是政改特區的「四化功效」,也是對「8.18」講話的最好紀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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